一、引言

长久以来，在传统语言学的研究范畴中，隐喻被认为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段，起到增添文采的装饰性作用，并不涉及到对于认知方式等人脑活动、思维层面的探究。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引发了对认知主体是如何能动地认识世界的探索与思考，隐喻作为一种认知方式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植物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生产劳动工具到生活的原材料，从人际交往到艺术创作，人类的发展史和植物的发展史相互交融，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都与植物不可分离。陈映戎［1］（2015：22）提到“自然界中的植物为我们所熟悉，并为我们提供了可感知的形象，因而我们可以通过对植物的感觉印象及合理想象以隐喻的方式表达我们所不能具体描绘的事物”，植物成为了人类认识世界、描述世界的载体，与植物相关的语言表现也反映了人类能动地认识世界的过程。原本用于描述植物成长变化的“开花”“生根”“落叶”“结果”等语言表现也被赋予了隐喻的意义从而用于描述人类世界。通过考察日常生活中与植物相关的惯用表现，可以了解认知主体如何认识生长在我们身边的植物，也能够从植物隐喻的角度去理解“成长”“死亡”“爱情”等抽象概念，从而发掘隐藏在植物隐喻背后的认知主体的认知方式和文化因素。

二、“人是植物”的隐喻认知背景

Lakoff & Johnson［2］提出了人类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大多数概念体系，其本质都是由隐喻构成的，这也意味着隐喻不再只是一种单纯的修辞手法，而是深深存在于人的思维和认知体系之中。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Lakoff&Johnson将隐喻的方式归纳为结构性隐喻（structural metaphor）、方向性隐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和存在性隐喻（ontological metaphor）三种类型，论述了隐喻的认知机制，指出了隐喻源于人体自身的经验基础，“身体性”在隐喻的生成和理解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植物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陈晦［3］（2016：24）指出植物隐喻广泛存在是因为“植物实体是有形的、具体的，容易感知的，而‘另一事物’往往是抽象的、无形的、不易感知的。在认知过程中，用已熟悉的植物概念投射到刚刚了解的其他概念域，以形象类比抽象，使抽象的东西在思维上具有具体事物的特性，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植物被打上了人类文化的印记，人类文化中植物文化也成为了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植物隐喻的研究也成为了研究人类社会文化、认知行为科学的重要课题，植物隐喻在跨文化语言交际时的作用也逐渐受到重视。本文以与植物相关的语言表现为中心，搜集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中的植物表现，从概念隐喻的三种主要方式对植物隐喻中“人是植物”的认知机制进行分析，探究认知主体的“身体性”如何在植物隐喻中发挥作用，进一步明确植物隐喻的认知基础，同时也试从植物的隐喻表现探究其文化要因。

三、“人是植物”的概念隐喻

（一）“人是植物”和结构性隐喻

植物的生长大体经过“发芽”“成苗”“开花”“结果”“枯萎”的过程，与人体“胎儿”“幼儿”“少年”“成年”“老年”的成长过程具有结构上的相似性，这也构成了“人是植物”这一概念的结构性隐喻基础。

“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人们认为开花是一棵植物最美好的时刻，“花样年华”也用来表示人生的青春时代。植物所具有的“开花”“结果”的功能使得人们更倾向于将开花植物和女性联系在一起。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桃夭》一诗着眼于桃树的生长过程，以桃花、桃果、桃叶的变化喻女性的出嫁、生育，“桃花”也具有了女性、爱情的意象。“开花结果”“开枝散叶”也成为可以用于表示婚恋、家庭的惯用表现。

（1）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诗经·召南·摽有梅》中有“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之句，以梅子成熟掉落比喻女子到了出嫁年龄，“摽梅之年”成为了女性成熟的隐喻表现。李白在《长干行》中用“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来描写少男少女的小儿女情态，“青梅”隐喻的是“尚未成熟的少女”，“青梅竹马”也成为了年少时玩伴的隐喻。